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人物

　　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人物，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瓦特。众所周知，瓦特通过创新，发明了应用性更加广泛的新式蒸汽机，一经投入到工厂的生产线上，便颠覆了以往所有的工作方式。工业化进程的提速，使得人们的工作生产方式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从此工厂的选址便不再受煤矿所限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其实，在瓦特之前，有位叫凯伊的机械师，他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人物，他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并且用新机器织出来的布要比原来旧机器的宽一倍，推动纺纱业技术革命的开展。

　　富尔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位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人物，他出生于美国，是非常著名的工程师，前期所造轮船由于经验不足被暴风雨所毁，后来在瓦特的帮助下，通过不断地艰苦实验，他制造了历史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作动力的轮船，并且成功航行，极大促进了轮船技术革命的开展。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英国人史蒂芬孙。同其他的发明家一样，他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早年因为家境贫寒，并未受过学校教育。后来参加工作后，白天辛苦工作，夜里坚持参加夜校学习。他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蒸汽火车，大大提高了火车的运行速度，更有趣的是，这位“铁路机车之父”还曾经亲自驾驶火车。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影响

　　（一）经济变革

　　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最终孕育了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工业革命前后8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倍，棉纺厂工人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8世纪中叶，英国的煤产量、棉花加工量都相当于世界的一半；英国工业产值占整个世界的51%，进出口贸易占25%，铁路超过1万公里，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迫切需要广阔的市场。但英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和重商主义束缚。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现经济自由。而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

　　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说：“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再危险也没有了”，“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

　　因此，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一个“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其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证明，工业革命后，斯密的自由经济思变成了自由贸易政策，使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大大超过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同时，工业革命也引发了英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后，农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21%，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从18世纪的70%下降到1841年的22%，1851年仅占14.2%，到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英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

　　（二）社会变革

　　近代工业革命的伟大作用之一是使小生产转向大生产，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开辟了广阔前景，并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物质状况的不断改善。但是，劳动者的状况能否改善，在生产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时，往往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制约，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尤为明显。因为，在少数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经济大变革阵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大多转嫁到了新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产业工人头上。

　　因此，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先后发生了“卢德运动”，“斯温运动”，“宪章运动”。“卢德运动”属于早期的工人运功，其目标并未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采取捣毁机器等生产设备的方式。除了城市中的工人开展斗争活动之外，农民也采取类似的行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表现得最为明显和激烈的事件，就是以“斯温”的名字命名的农民捣毁农业机器运动，史称“斯温暴动”。开始于1830年的“斯温暴动”的结局类似与“卢德运动”，都是以失败告终。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不断提高觉悟，从而采取了新的反抗形式，工人运动也从自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方式。这就是19世纪三大工人运动之一，发生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坚持了12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其中心内容是要求普选权，尽管当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它对于促进民主进程，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推崇经济自由主义，提倡自由竞争，标榜个人自由，认为社会保障会导致贫困落后，只有自由竞争、自然淘汰，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因为“进化”是由科学法则决定了的，人的职责是去发现和服从这些法则，而不是干预它们。所以，英国社会只存在贫民，不存在贫穷问题，而贫穷只是人们的懒惰和无能造成的。自1601年伊丽莎白女皇颁布《济贫法》起，英国政府就开始对贫困等社会问题进行调控的最初尝试，但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它是以旧式“惩贫”为基础的，直至以后的《新济贫法》都带有这种思想。1834年济贫法委员会带有恶意的报告说：“体力强壮的住院贫民必须经受懒汉和恶棍所望而却步的劳作和训练课程。”因此在这阶段，政府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自己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责任，但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的济贫，表明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被迫性，济贫措施通常也是应急性的权益之计，实施范围很狭窄。因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并没有看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的影子。19世纪及以前的济贫法阶段，这时还称不上福利制度，只是局部、零星的救济制。直到19世纪末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政府才干预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改良，解决社会问题。

　　(三)制度变革

　　1688年，英国贵族发动“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的专制统治，《权利法案》的通过建立起以议会为中心的新的权力结构。在1701年，议会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这一法案的实质是《权利法案》的补充。根据这个法案，大臣便对议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英国国王变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政权完全落入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新贵族为主的议会之手。

　　在英国议会主权结构中，国王失去实权，权力控制在操纵议会多数的几十个贵族及少数几个政要手中，按20世纪初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的说法：英国有一个“确立了两百年的传统，即归根到底，王位的占有者接受其大臣的建议并据此行事”。国王失去了个人的权力，但国王的地位却保留下来。贵族通过对议会的控制掌握政权，这就是君主立宪制。

　　亨廷顿说到：“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进步，就必须实行权力集中。虽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是若是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前后两个时期，事实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处的地位是大相径庭的。在工

　　业革命之前和早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直到工业革命基本结束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才获得了选举权。这一情况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土地贵族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维护有产者的经济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前提和依据，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进入工业革命时期，正在形成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财富是立足之本，更多的把精力放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方面，并不关心国家的治理和城市公益事业的建设，不急于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工业革命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建立，土地贵族进一步资产阶级化。托利党与辉格党正在演变为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控制的议会和内阁实际上已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事实上，17世纪 “光荣革命”后，经济状况决定了资产阶级并未在英国真正取得统治地位。直到1831年开始对议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1831年，国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取消或减少了多半为土地贵族所控制的“衰败选区”的国会代表席位，把这些席位让给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取得了更多表决权，使资产阶级在国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多数和强大的地位，奠定了资产阶级占阶级统治的基础；1835年，议会又通过《市自治机关法》，向非国教的资产者打开了地方政府的大门，许多城市政权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 1867年，英国国会又通过了新的国会改革方案，取消了46个“衰败城镇”在下院的议席，将其转给工业城市；降低选民财产资格，扩大了选民的范围；与此同时，英国还实行了文官制度的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强化了。上述议会改革使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立法权。而1846年，在社会压力下，国会终于废除了《谷物法》，三年后又废除了实行近两个世纪的《航海条例》。从1846年至1849年，还取消了大约200种商品的进口税，在19世纪上半期，各种垄断海外的特权公司也被迫取消，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政策的保护下，把触角向海外延伸并逐渐建立起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恩格斯认为，1832年的改革和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既使英国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取得“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又使工业资产阶级永久地取得了“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个时候，也就是19世纪中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说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战胜了封建制度。